回不去的家與出不去的城：離開Sbeineh的Mag的與受困Yarmouk的Ahmad
因敘利亞內部衝突而離開家園的人們，不只有敘利亞人，還有已在敘利亞長住三個世代的巴勒斯坦難民，因為巴勒斯坦的身分與本身的經濟條件，在邁入第四年的衝突裡，成為難民中的難民。有些舉家離開敘利亞，在他處卻難以落腳，有些離開原本居住的家，到情勢較安全的新社區試著繼續生活，有些人被困在戰火瀰漫的城裡倚賴聯合國的物資維繫生命。
Yarmouk離首都大馬士革僅五公里，原本孤立於戰爭之外，但在2012年12月，這個在敘國容納最多巴勒斯坦人口的社區也難逃戰火，反對軍佔領，政府軍隨後包圍，兩萬多平民便受困在社區內至今。
二月中，在貝魯特美國大學的講堂裡(演講記錄) ，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機構（UNRWA）的總長格蘭迪（Filippo Grandi）從他前一天探訪Yarmouk時和Ahmad的對話說起，「我是個巴勒斯坦難民，我們該去哪？」Yarmouk社區因戰事物資的補給斷斷續續，從去年九月以來被完全封鎖，難民以雜草與香料混水為生、燒傢俱取暖，在一月中在地面的各方團體終於協議短暫停火，UN人員得以入內發放物資。幾千民男人、女人與兒童從Yarmouk的大街深處湧出，格蘭迪描述著物資補給的狀況，他身後投影著近日在新聞網絡瘋傳的一張現場照片：等待領取物資的人們擠滿整條大街，兩旁灰黑殘破的建築，映著他們等待救援的眼神。
國際社會自危機以來會議不斷，但只證明了協調出有共識的方案有多困難，更者，停火協議不是簽字了就好，格蘭迪說，當一進入地面，不是亮出協議單就可以和持槍的軍人溝通。「儘管微小，我仍然看見一絲希望」，他描述地面上的巴勒斯坦青年組織、反叛軍與政府軍已開始初步的溝通，才能協調出這次的停火協議，讓出物資進入的空間。雖然地區的小規模協議杯水車薪，無法和緩整體情勢，但仍是一個正面的發展。
「當情勢穩定之時，逃離家園的巴勒斯坦人，必須要有權利回到他們原本居住的社區，且必須有他們自己的領導者，用自己的力量阻止巴勒斯坦團體介入敘利亞的戰事」格蘭迪以他對在敘利亞巴勒斯坦青年的期待作結。
「我希望能回去，」格蘭迪的話讓我想起Mag和我談天的一個下午，二十歲的Mag和我坐在兒童之家活動中心的角落，她去年八月來到貝魯特的Shatila巴勒斯坦營區，幸運的遇上兒童之家的大家長，補上一個老師的缺，每個月有200塊美金，正好是家裡每個月的房租。「Sbeineh買什麼都很便宜，環境也比這裡好多了」即使他是巴勒斯坦人，因為從父母一代就生長在敘利亞的Sbeineh營區，離首都大馬士革不遠。描述起她和她的朋友過去的時光，Mag眼框紅了起來，說朋友們都被拆散了，離開的時候，「街上躺著的屍體也沒有人管，沒有人替他們安葬，我的未婚夫也死在政府軍的手上」講起Omar，我才記起我們原本的話題是她在Shatila遇見的男孩。
儘管回憶痛苦，她和家人是幸運的，一家就爸爸頭部受一點傷，和媽媽與弟弟們還能夠同在，她與當護士的媽媽又都順利找到工作可供家用，一家人在異地已準備好經營新的生活，「一些從Sbeineh來的朋友，家裡有八九個兄弟姊妹，父母又沒工作」Mag知道還有太多人失去家人或難以度日，她心懷感恩。
許多逃離敘利亞的巴勒斯坦人，因為他們的特殊身分，無法合法居住或遷移其他國家，埃及政府拒絕再發給巴勒斯坦人簽證、約旦更是明確禁止「自敘利亞來的巴勒斯坦難民」進入，這些難民除了向UN或民間組織登記尋求協助外，就是非法遊走居留。
周遭國家因為敘利亞難民的遷入，政治、社會、經濟都承受著極大的壓力，黎巴嫩至今，難民數已達本地人口的百分之十，房價物價飆漲，巴勒斯坦難民的增加也擠壓原本難民營的生存空間。其他的敘利亞難民有各國際組織的生活補貼，當地民眾長期下來累積了許多不滿和歧視，社會族群間的摩擦漸現。
即便如此，民間仍有正面積極的力量在理解、包容和協助，畢竟，258,2860人，敘利亞難民數統計 不是一組倍數增加的數字，是兩百五十多萬個必須延續下去的生命歷程。所謂生命歷程，不僅僅是維繫生命地吃、穿、住，而是每個獨立個體的想望、尊嚴與自我實踐，和這裡的每一個人相同。
而不在這組數字裡的Mag與Ahmad，巴勒斯坦難民中的難民，面對著更困難的處境、更複雜的身分與自我認同，再一次遷移，哪裡會是他們最終的家？「我是個巴勒斯坦人，但我的家在敘利亞」Mag說著，我看見她眼裡的期待。
貝魯特日記 